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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文轩:什么是文学?从理解这四个成语开始
点击量:发布时间:2020-09-09 14:39

“红瓦”的背景是“文化大革命”,但绝不是一般作品中描绘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群体。那时候我才十一岁,刚刚上中学。我父亲把我交给了一位女语文老师。在去苏北小镇南通的路上,她带领着我们的一群孩子渡过长江来到上海。当时我的感觉是:整个世界都塌了、塌了,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南通。因为人流太多,我们这些孩子经常走失。老师很着急。用张艺谋的电影剧本来说,“一个都不能丢”。当她发现一个孩子不见了,而另一个却不见了时,她常常非常紧张。所以她在陌生人那里给我们每个孩子买了一个玩具。它是一种塑料制成的鸟,里面装满了水,鸟的尾巴上有一只小眼睛。当喙吹向小眼睛时,水在里面跳动,发出欢乐的声音。她告诉我们,如果有人落在后面,她会站着不动,吹吹水鸟,她会跟着自己的声音去找人。效果非常好。当时,少男少女们抱着一只水鸟一路走在南通小镇,真是南通小镇的一道风景线。

曹文轩:什么叫文学?从明白这四个成语开始

后来,我们的系列赛单位拿到了团体票,准备乘坐东方红1号去上海。码头上人头攒动,杂乱无章。老师知道要留住一支队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她要求大家上船后都聚集在烟囱下。队员们一声解散,大家都冲向自己的工具。我开始尽我所能地吹水鸟,但是没有人回应我。我很焦虑。吹了很久,终于有人在远处回响了我的声音。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有多激动,就像和组织商量了很久的地下党员,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。然后,我吹一声长,他吹一声长;我吹一声短,他吹一声短;我吹长吹短,他也吹长吹短--就像两只小鸟在一起歌唱。

曹文轩:什么叫文学?从理解这四个成语开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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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,我上了船,走到烟囱底部,却发现那里没有老师和同学。随着一声长长的哨声,东方红1号缓缓脱离河岸,向江心进发。我到处找每个人,不停地吹水鸟,这让我的嘴唇发麻。最后回到烟囱下面,还是没有人。这个时候,我知道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船上。你知道我当时最讨厌什么吗?讨厌我的警觉性。让我们想一想,一个只去过县城两三次的11岁男孩,在秋天的黄昏,独自一人在长江上是什么感觉。当然,他很伤心。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我当时在栏杆上哭,不是那种悲愤的哭。哭声中似乎有一种甜蜜的感觉。看着泪水随风摇摆,我觉得很好笑,于是又哭了起来。我哭累了,就在烟囱下面睡着了。睡到深夜,依稀知道什么时候起床,拿起水鸟继续吹。这时,我隐约觉得有人在迷茫的地方用水鸟呼应着我。我怕那是个错觉。我摸了摸我的帽子和行李,以确保这是真的,所以我试着吹气,跑到船尾,每个人都尽我所能向我跑来。最后,我们汇聚在一起了。在昏暗的灯光下,我看到那不是男同学,而是女同学。此外,最让我难堪和难忘的是,从我初中开始,全班就拿她和我开玩笑的那个女孩是谁。下面还有另一个很长的故事,我不会再说了。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说明文学必须回到履历上来。

小说家自己鲜活的情感可能永远是最重要的。

什么都不做。

卧病在床的普鲁斯特给人的印象是“无所事事”,“无所事事”或许是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最好状态。无所事事的精神状态所写的作品,似乎是无所事事,而是无所事事。在时间的消解下,他们戛然而止地走进了文学领域。

在中国文坛,无所事事的作家少之又少,无所事事的作品也少之又少。我们太紧张了。我们总是被非常沉重的思想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我们不正确看待文学的社会功效,把文学与社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,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表现出过多的热情。普鲁斯特是我们的灵感源泉。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下,他发现了许多奇妙的工具,比如姿势--姿势和人的思维,人物的心理等等。在追忆似水年华中,他用大量的文字以不同的姿势写下了人们对时间的细微感受:当身体处于这个位置时,他可能会回忆起十多年前的场景,当身体处于那个位置时,他可能会回到那一刻的童年。“晚饭后我在扶手椅上打瞌睡,这和我睡的那张大不相同。”他发现姿势很神秘:姿势不仅可以引起感觉的变化,还可以表达某种情绪和性格。因此,普鲁斯特养成了分析人的姿势的习惯。当别人注意大厅里一个人透露的观点和理论时,普鲁斯特关掉了听力,只注意他的姿势。他发现,格伦丹进进出出的节奏总是很快,甚至在收支沙龙里也是如此。原来,这位龚恒龙光顾了华杰刘翔,但他一直害怕被人看到,于是养成了如此匆忙行走的习惯。

当人们无事可做时,他们要么喜欢思考很小的问题,比如枕头、姿势、家具,要么喜欢思考天地那么大、很抽象的问题。这些问题从人类历史的那一天起就被提出了,它们是非常形而上学的问题。在普鲁斯特这里,他将这些尘土飞扬的问题与天地般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--在那些细小的物体背后,他看到了不朽和永恒的问题。

作家也是知识分子,但他们是知识分子的一种。他不仅需要具备普通知识分子的素质,更需要与普通知识分子划清界限。作为知识分子,他有责任关注当下。面对眼前的社会格局,他必须说话、评论和判断。“知识分子”的角色被定义为:他必须时刻准备好献身于“现在”。黎鳌更将知识分子的人生使命定位为另辟蹊径。他说,什么都不做是刽子手的失职,不唱反调的知识分子也是失职。当一个知识分子对发生在他的处境中的事情漠不关心、麻木不仁时,他就放弃了对“知识分子”这个角色的坚守。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,知识分子始终是强大的推动力。

但是,当他是知识分子中的作家时,他应该转变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。首先,他必须明确他要做的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。作家体贴的“现在”应该包含“过去”和“未来”。他不回避问题,但它们跨越时间和空间:它们存在于过去,存在于现在,也将存在于未来。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。现在,那些琐碎的、时间的和地域的东西完全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--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用米兰·昆德拉的话说,他能看到的是“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”。

“在写小说时你应该写些什么,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原因。”(米兰·昆德拉)